朱旦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她的第一位丈夫，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被害后，朱旦华等人被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她的第二位丈夫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西省省长并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朱旦华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

　　我和朱旦华相识、共事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新疆女校。

　　20世纪30年代末，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新疆当时的统治者是军阀盛世才，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提出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意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并请共产党派干部去帮助他。

　　当时，我在迪化市新疆女子学校曾和朱旦华、赵丹的妻子叶露茜、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人一起共事。我的丈夫方未艾当时在新疆工作，后来被盛世才羁押在狱中。我们这些女人，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共同度过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我对朱旦华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初识朱旦华

　　1938年２月，我和丈夫在新疆的阿山地区居住。当时，我任阿山地区民族小学校长，因产假在家休养。

　　有一天，阿山区公安局打来电话，请我和丈夫去参加公安局长的生日宴会。当时我丈夫是阿山区金矿局副局长，兼新疆反帝会阿山区分会书记。我因身体不适未去，他便自己去了。未曾想他深夜未归，家中却来了一帮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警察。他们一进屋不容分说，就将屋里的东西，全部装到停在院子里的几辆大卡车上运走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未满月的儿子多多。

　　突如其来的大祸让我惊呆了。此后丈夫一去杳无音讯，我心急如焚。当年8月，我离开阿山，抱着孩子来到新疆督办公署所在地迪化市。在督办公署，我见到新疆省督办、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盛世才。一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为啥逮捕我的丈夫？”他说：“这是新疆的政治问题，你是女人不会知道的。”随后安排我到迪化市的女子学校教书。

　　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她的同学康荻任第二附属小学主任。我住在二附小一间没有窗子、黑暗潮湿的宿舍里，同只有6个月大的儿子，开始了苦难的生活。

　　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屋里哄着儿子玩，忽然听到有叩门声。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人。她中等身材，一头黑黑的短发，戴着一副银边眼镜，笑眯眯的。我请她坐在屋里仅有的一张破旧的木椅上。她声音不大，轻声轻语地问：“您是王先生吧？”我点点头。她接着说：“今天，邱校长让我来，请您到中学部担任体育课教师。”

　　这时，我猜想她一定是由延安抗大来的那位中学部教务主任朱旦华。于是，我将2月份在阿山发生的事及之后的一些情况讲给她听，尤其强调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难以支持，孩子又无人照顾，请她转告邱校长，暂时不能任课。

　　朱旦华听后微微地笑着，若有所思。接着唠了一会生活上的事，她就告辞走了。

　　送走朱旦华，我心里有点不平静。在我没到女校之前，就知道从苏联和延安到新疆来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其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还有邓发、陈潭秋、林基路等。对于朱旦华的情况，我当时并不了解，但感觉她并不是寻常之人。
 
　　迪化女子学校是新疆当时唯一的一所女校。以前，这里学生唱的歌曲，大都是歌颂督办盛世才的或一些新疆民族歌曲。

　　自从有朱旦华等一批延安来的教师之后，歌声与前大不一样了，学生们唱起了以来从未唱过的歌。

　　9月初的一天，在一个班级里，突然传出了民谣味很浓的歌声，歌词激动人心：“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今天夺了王家寨，明天又夺张家庄。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年运军粮。炮火打死丢山坑呀，军粮累死丢路旁。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这是一首抗日歌曲，很快在学校里传开了。

　　此后，学校教室里、操场上，不时会响起《五月的鲜花》、《大路歌》、《保卫黄河》等革命歌曲，校园里增加了生气勃勃的气氛。学校还不时举办歌咏、诗歌比赛，组织学生到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每当学校演剧或放映电影之前，延安来的教师都要做一些抗日宣传。

　　一天晚饭后，我从宿舍来到中学操场，看见许多教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掌声和笑声迎面而来。我走向前去，只见朱旦华穿着一件咖啡色带白点的旗袍，跳在一位老师的膝上，两手左右上下摆动。这是一种蒙古舞蹈，粗犷、热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跳这种舞的竟然是平日举止安娴、文雅、说话轻声慢语的朱旦华。

　　我那时教过舞蹈，也爱好舞蹈，但从没有跳过这么有生气、令人振奋的舞蹈，看到朱旦华她们给女校带来的欢快和清新向上的气息，我心中感到非常钦佩。

　　过了几天，我刚下课回到办公室，还没坐下来休息，朱旦华进来了。见到我，她就说：“王先生，邱校长又让我来请你到中学部，教体育课，你还是别推辞了吧。”语气很热情、诚恳。

　　她见到我没作声，又接着说：“现在开学多日了，课程排不开，邱校长说请你务必去。”我那时在中学后院的附属二小教体育、音乐课，每天课不多，也不太累。只是因为我丈夫突然不明不白地被抓去没放回来，所以我心里不愿为政府再出力气干事，一天天总是应付了事。

　　朱旦华见我还没回答，就拉着我坐下，细声细语地说：“王先生，我知道你的心情。但你是不是该想一想，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明天会怎样呢？我们都有责任啊！” 她的话虽然不多，但字字句句打动了我的心。我想了一会，就说：“好吧，我去。”朱旦华笑了，点点头站起来说：“我们欢迎你早一天去中学上课，一言为定啊！”

　　大约过了一年，女校又增添了文学班、医学班、师范班三个大学班，从此女校改名为新疆女子学院。我在这个学校担任体育课教学。

　　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朱旦华与毛泽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郎穿一件干净整洁的旧毛料西服，新娘穿的是她来新疆后添置的唯一一件米色裙装。 当时在新疆的名人沈雁冰、张仲实等都来了。 女校的歌咏队为他们唱了一首自己写的赞歌：“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纵海枯石烂，骇浪掀天，也毁不了你俩的贞坚；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

　　他们俩结婚后，就住在财政厅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屋子里东西很少，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双旧毡筒和一顶旧皮帽外，就是一堆书本。朱旦华只有一个从延安带来的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1941年春节过后，朱旦华生了个大胖小子。毛泽民中年得子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毛远新。

朱旦华不见了

　　当时，朱旦华等延安来的教员，从没有对人讲过是从哪里来、到新疆来干什么的，也从未透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同事们在背后常怀着敬佩之情议论这批陕北来的人。

　　女校变为女子学院后，除了增加了班级，下面还管着两个附属小学和一个职业培训班及一个幼儿园。朱旦华在女子学院任教务主任，我任体育部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相处地很好。为了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朱旦华找到当时在新疆的文艺界名流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方等人，请他们来辅导女中话剧团，排演出了《朔风》、《妇女解放三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剧目，开展演出募捐。

　　朱旦华在迪化女校度过了4个不平凡的春秋，1942年，她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情况等。当时，她也因此被称为“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

　　1942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进一步扩大，国际形势风云变幻。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乘飞机来到迪化，拉拢盛世才，给他八大要职。盛世才除了掌握新疆的党、政、军、财大权外，还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头衔。于是，他公开背叛了最初提出的政策，大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完全倒向了蒋介石的怀抱。

　　1942年秋季，举行开学典礼时，校长邱毓芳上台讲话，全校员工都参加，我发现朱旦华不在，就问身边的一名教员，见没见到朱旦华和延安来的那些同事，她摇着头说：“很多天没见到了。”

　　原来，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妻室儿女秘密软禁于满城邱公馆，紧接着，又把昔日他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朱旦华就这样带着儿子毛远新进了牢房。

　　开学很长时间了，谁也没有再见到朱旦华，大家都不敢公开谈论这事。因为，如果谁有不满的言论和情绪，被邱毓芳知道后回家告诉她丈夫盛世才，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大家都很替朱旦华担心。

狱中的斗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丈夫方未艾终于出狱了。他告诉我，在迪化第四监狱关押了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人和孩子，朱旦华和女子学院那批延安来的教员都在其中。朱旦华母子俩从1942年9月17日被关押，到1946年6月10日获释，整整蹲了3年零9个月的新疆监狱。在狱中，朱旦华始终没有屈服，她组织难友同监狱看守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3年2月，盛世才将朱旦华与丈夫隔离开来，分别关押。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投入新疆第二监狱，遭受了“打手板”、“老虎凳”、“坐飞机”、“挂炸弹”、“站铁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酷刑，盛世才威逼他们承认正在策划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始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斥责盛世才的背信弃义。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下令刽子手用大棒把毛泽民击昏，再用绳子勒死，同时遇难的还有陈潭秋、林基路。遗体被装入麻袋，埋在迪化北疆六道湾荒无人烟的一个山坡上。数日后，盛世才又下令把尸体挖了出来，挨个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呈给蒋介石邀功请赏。

　　朱旦华等女眷和她们的孩子于1943年4月被投入新疆第四监狱。朱旦华在狱中被党组织指定为女牢党组织负责人。当时，狱中党组织成立学习干事会，由张子意负责。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和学习干事小组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和秘密工作。

　　有一天中午，烈日炎炎，监狱为了威胁和镇压女监难友的反抗，将在押的大人、小孩全拉出来集中在监狱大院。一名女难友被绑在院中央的一根大柱子上，一个监狱看守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这时，朱旦华带领大家一起围上前，大声喊：“不许打人！不许侮辱妇女！不答应条件，我们就绝食！……”打人的看守被震住了，停住手。朱旦华领着大家继续喊口号。监狱长怕出意外的事，不得不答应和代表谈判。以后，监狱里有了一点宽松，各个房间按时开门，也让人在院子里“放风”走动一会。

　　1944年8月，投靠国民党的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去南京政府担任农林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被派往新疆任省主席。9月1日，国民党政府派出一个新疆特种刑事积案审判团，对所有押在狱中的人进行清理。之后，陆续释放了一批人。

　　有一天，朱旦华带孩子去监外医院看病时，在医院遇到了迪化女中的学生张玉贞。张玉贞家境贫穷，在班级是一名学习优秀、思想进步的学生。通过张玉贞，朱旦华同男牢建立了一条交通线。

　　过了不久，朱旦华了解到张玉贞有投奔延安的念头时，便积极鼓励她前往。朱旦华与女牢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写出了全部被捕同志和家属的姓名，托张玉贞带到延安去。这份名单是朱旦华等人为了要让党中央了解新疆监狱的人员状况，用浆糊写在一块白布上的。后来，张玉贞改道去了重庆，找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将名单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魏传统。这份《转给周恩来的信》，至今仍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1946年，在中共中央的不懈努力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释放新疆的延安人员。6月10日，朱旦华等在新疆的131人（包括23个小孩）被无罪释放，由张治中（时任新疆省主席）派10辆大卡车，在新疆省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护送下启程，于7月11日历尽艰辛回到延安。

　　朱旦华离开新疆后，我和被释放的丈夫方未艾于1947年也离开新疆去了兰州。之后，又辗转先后到了山东和辽宁，再也没有见到朱旦华。

　　直到后来，看到卢振国写的《蒙难新疆的朱旦华、毛远新母子》一文，我才知道朱旦华到延安后的一些事。朱旦华领着毛泽民的遗孤毛远新见到毛泽东，亲人得以团聚。随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毛远新也被送进延安保育院。

　　在中央妇委，朱旦华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几位大姐，相处得十分融洽。1948年在西柏坡，帅孟奇作为介绍人，邓颖超作为证婚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婚礼 。

　　婚后不久，方志纯调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任省长、省委书记。朱旦华先后担任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省妇联副主席、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方志纯、朱旦华都因为“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受牵连，被分别关押。

　　岁月流逝，往事如昨。朱旦华在新疆女子学院的日日夜夜，她的歌声、她的笑语、她的不屈斗争精神，一直到我的晚年，总是不断萦绕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