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恩来与周秉建合影

　　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有两千余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和边疆，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两千余万人中，有一位引人注目并始终被人们关心的知青，她就是周秉建――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最小的女儿。

　　从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5年进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系读书，再回到牧区工作，到后来与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蒙古族长调歌唱家拉苏荣结为伉俪，她在内蒙古工作和生活了27年。回忆起这27年的岁月，她对笔者说：“我对大草原和对西花厅的感情一样，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伯伯七妈给我起名字

　　她的回忆是从自己的名字开始的。她告诉笔者，懂事后妈妈告诉我，我和小哥哥周秉和的名字是伯伯和七妈(周家亲属同辈人中周恩来排第七)给起的。秉和出生在1951年11月，当时正值我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不要战争，要和平。我出生的1952年10月，那时国家已基本上度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期。那年8月，伯伯在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文稿中明确指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可以想象的是，他在那一年思考最多的就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妈妈说，所以两位老人家就给我的小哥哥起名叫“秉和”，自然给我起的名字就是“秉建”了。

　　实际上，伯伯一辈子希望的就是中国要和平、世界要和平，中国要建设求发展、世界要建设求发展。为此伯伯奋斗了一生，仅从他给我们兄妹起的名字上就可见一斑了。

　　“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

　　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日子，是她的一段难忘的记忆。她说，我在小的时候，从戴着红领巾当小学生时起，就知道伯伯很支持我的哥哥姐姐们热爱农村志愿到基层工作的态度，因为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向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学习，长大以后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

　　当时的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报名上山下乡，有去东北兵团的，有去山西的，也有要求去内蒙古的。1968年，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到内蒙古的牧区去插队落户。我没告诉家里，自己多次找到安置办报名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等安置办同意了我的申请，批准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嗄旗安家落户后，我才把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伯伯和七妈。

　　在离京的前一天，我去向伯伯和七妈两位老人家辞行。西花厅的院子里很安静，我是先见到七妈的，由于她已经知道我要去的是边疆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的故事，并且叮嘱我要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

　　我们边交谈边等着繁忙的伯伯“下班”。快到晚饭时，伯伯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伯伯见到我非常高兴，他用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鼓励我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从小长大第一次听到伯伯不叫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心里不可名状地产生了一种“噢，伯伯这是在和我谈话，我已经长大了”这样的感觉。

　　伯伯关切地嘱咐我：“要做好战胜各种苦难的思想准备。不要忽视困难。你过去不吃牛羊肉，到了牧区你还要锻炼吃牛羊肉，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个很重要。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

　　“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你要回到草原去”

　　周秉建委员说，当年我下乡插队的地点是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嗄旗伊和高勒公社的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待我们知青非常热情，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骑马、放牧、接羔、做饭、挤奶和做针线活儿等，还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习蒙古话和简单的文字。

　　1970年12月，我在牧区插队两年半之后应征入伍，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所在的部队地处北京市郊区，有假期回家过元旦时，我兴奋地在电话里把入伍的这个喜讯告诉了西花厅。七妈听后让我过去当面汇报，我立刻敏感地想到：糟了！二老可能误以为我当了“后门兵”。

　　进入西花厅时已是掌灯时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伯伯已经站在里院的门口等我了。

　　伯伯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问我：“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稍做镇定后，我木木地、下意识地、轻轻地回答了一个字“能”。

　　过了一会儿，伯伯开始慢慢地开导我，他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搞。你要回到草原去，回到贫下中牧身边，继续接受再教育。你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你在边疆也一样嘛。”

　　最后，伯伯要求我在回部队后，要主动向部队领导提出自己重返草原接受再教育的申请。后来我才知道，伯伯一方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还亲自找到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要求必须把我退回内蒙古，甚至差一点儿要为此下命令。

　　就这样，1971年4月初，我重返草原的要求得到部队的批准。重返草原之前，伯伯见到我时，还在问：“想通了吗？同志。”七妈在旁边说，你听见了吗？你伯伯称你是同志哪！这时的我已经在思想上和情绪上都有了很大转变，痛快地回答“我想通了”。可是伯伯却没有放松对我的“敲打”，他特意从百忙之中安排出了时间，专门和我进行了谈话。伯伯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就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同时他还叮嘱我：“你这次回去以后，对你的照顾可能要大，对你的歧视可能要小，要防止这一点。要坚持在基层，这次回去，可不要再上来哟。”

　　我在返回草原的当天，就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牧民阿匹林瓦的家中，成了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由于和牧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他们的严格教育和热情帮助下，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很快地度过了语言关，骑术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掌握并熟悉了牧业劳动方面更多的知识、方法与技能，装束习惯和思想感情都逐渐地牧民化了。在那里，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砖茶、牛奶、马奶酒，住的是蒙古包，烧的是干牛粪、羊粪砖，骑的是骏马和骆驼，牧养的是牛马骆驼和羊，从事打马鬃、接羔、挤奶、洗羊、打草、垒棚圈等活计……

　　周秉建告诉笔者，为纪念伯伯的110周年诞辰，作为周总理的6位侄子侄女，她与哥哥、姐姐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共同撰写了《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一书。他们在书中通过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在一起的难忘岁月，这些珍贵的文字和照片，深刻地反映了周恩来、邓颖超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